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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救医生说不需要感谢,只需要理解
AKi   医师周刊  2014-09-18 18:28:35    0

一组统计数字是:全国恶性暴力袭医事件的数量近10年来平均增长近30%,70%的医生遭遇过殴打、辱骂,近40%的医务人员希望有机会转行。

医患纠纷升级,一些医生在日常诊疗中不得不采取些自我保护的策略,甚至备有辣椒水或逃跑门。

「有时是治愈,常常是帮助,却总是去安慰」,医生们以此为职业信条,他们更期待,只管做到这些,无需负累太多。

「你尽力了吗?」病人母亲时隔5年的这句带着愠怒的逼问,至今仍让120急救医生杨旭先生难以释怀。

在他面前的这具年轻的躯体,送来时就已开始僵硬,在医学上已没多少抢救意义,但他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。在不算炎热的清晨,他已经几乎跪在地上,衣服被汗水浸透。此前,他刚刚度过了一整个夜班的不眠不休。

终于,病人母亲的这句质问,让他的体力和精神都超出了负荷。他停了手,告诉家属「对不起,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抢救了,还是送急症室吧」。

抵达医院的急诊科之后,急诊科医生看了一眼,不耐烦地甩了一句话:「(人都这样了)你送我这来干什么?」刚刚还不依不饶的病人家属听到这句话立刻安静下来,带着病人回家,只剩下杨旭和担架工孤零零地站在那里。

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——在北京6282公里长的街道上,运营高峰期同时有100多辆120急救车在路上奔跑。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:呼吸心跳骤停后,脑细胞会在4分钟之后开始不可逆的死亡;而重度创伤,现场抢救的「白金时间」只有10分钟。急救医生夹在医院和病人之间,他们必须在做出专业判断的同时,直接应对每一位病人家属的愤怒、痛苦、质疑。

「在院前急救当中,我们的车组人员是弱势群体。」30多岁的杨旭头发已经有些花白,「(病人去医院)医院是主导的,他就是弱势,但是往往在家里头,他是主导,在家里面,可能(我们)就两个人,可能(病人家属)围着10个人,甚至更多,你就是弱势群体。」

杨旭工作了15年。在这段时间里,北京的人口几乎暴涨了一倍,城市扩张,拥堵的车流,复杂的车道,不断变化的街景,为院前急救带来了更多的变数。

医患关系的摩擦常常起始于急救车的迟到。理想的状况是:120接到患者的电话,做出基本的病情记录和地点判断之后,2分钟之内转接到最近的急救中心,急救车车组按下出车的标识,急救车出动,与患者或者家属进行进一步联系,最终抵达患者的位置,开始抢救。

但现实往往不这么单纯,尽管街道已经尽可能地拓宽,但是急救车仍必须和更多的车流竞争,应急车道——作为发达国家的常见措施,在中国却往往「水土不服」。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尽管规定了应对急救车要及时避让,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观念仍未深入人心,更何况在上下班高峰期,即使有心避让,也要面临违章的风险。

城市拆迁造成的复杂路况也为他们造成阻碍。杨旭某一次半夜出车,中途跟患者突然失去了联系。他们找到了某个胡同,已被拆了一半,而患者所说的门牌号不知所终。在零下15度的冬夜,他和司机一边在寒风里哆嗦,一边跺着脚想办法。在狭窄胡同里绕了3个小时后,他们终于拦截到了一个上早班的人,确定患者位置时,已是凌晨4点。

另外一个问题是急救车的紧张。人们越来越明白120的便利性,腹泻、流鼻血、头晕、例假过多,都会打120求助。这些并不是很急迫的健康问题,按规定120同样会安排出车,结果就是急救资源的供不应求进一步加剧。120平均每天接电话近5000次,派出急救车辆千余次,而危重症抢救病例仅占20-30%。杨旭最忙的时候跟同事曾一周7天、一天出车十二三次,也难弥补这个缺口。而救护车一旦未能及时赶到,部分病人家属的焦急便会转为愤怒。

有一个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数据是,有八成的急救医生挨过患者家属打。但是杨旭说:「没那么夸张。」「最多就是揪个领子。」「见了面二话不说,咣的一拳,这样的例子现在已经很少了。」另一位急救医生李贝说,打人的有几例,大都是喝醉了或者斗殴。但两位医生都表示,在他们的行医经历里,挨骂甚至轻微的身体冲突是家常便饭。

尤其当事发不幸之后,部分患者家属由于对亲人的感情,对现实无法接受,往往会选择急救医生作为自己情绪的发泄口。杨旭的同事曾经抢救过某位肺癌晚期的老太太,尽了最大努力,老太太最终还是去世了。老太太的儿子听到这个消息,第一反应是「你给我救,你必须给我救活,你救不活,你今儿就别出这门儿」。然后回了厨房,拿了把菜刀,就站在医生跟前。

但比起挨骂来,对他们专业性的质疑更让他们心凉。急救医生不在医院上班,在许多人心中,他们就不属于医生,纵然他们跟医生拥有同样的学历和职称。患者家属对较为年轻的院前医生,多习惯以更挑剔的眼光去对待。院前急救甚至会被一部分家属认为耽误了送「正规」急症室的时间。一位因得抑郁症而自缢的老太太,家属是一名急诊科的护士,甚至指着120派来的医生说:「你们是专业人士吗?」

「很多人把我们当成『大白出租车』。」杨旭说,「只负责把这病人从家里给我送到医院,完事儿。」这辆车的目的地,也会成为争议:急救医生考虑的是急救时间、病房容积率、医院是否有专业科室。家属更希望送到有名气、有医保或者有熟人的医院。

面对种种质疑,大多数医生都练出了一身应付的本事。在杨旭看来,对于急救医生而言,弥合医患裂痕,最终还是要坚持病人至上的态度,与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。

杨旭还记得十几年前,他刚刚出车遇到的第一次急症。那是一个家住在卢沟桥晓月园小区的老太太,患了冠心病。由于出车地点在和平门,在沟通地址上又产生了误会,20多分钟之后他们才赶到患者家楼下。家属的国骂从接通电话开始,一直骂到他们进屋,一个喝了点酒的男人,指着他们的鼻尖,一骂骂一串。20出头的杨旭感到心理快到了极限,但话一出口却变成了央求。「大哥,您先别骂我,您让我看一眼老太太,我就这要求,咱们有什么事情咱们再说。」家属这才闪开一条路,让杨旭进去。他诊断出是心衰,进行了应急处理之后,希望家属能帮着把病人抬下楼,却无人回应。杨旭和担架工最终想办法把老太太抬下了楼,送到卢沟桥医院进行了处理。他本来以为这事结束了,结果一天之后,昨天情绪激动的家属,专门赶到急救中心,指名道姓地找到他表示感谢。

成为北京市急救中心南区的医生组组长之后,杨旭仍然偶尔从10多层楼往下抬病人、收集病人的呕吐物、处理病人的失禁。有一次一个病人流得满地是血。问是什么病,病人家属支支吾吾地说是「免疫系统有问题」,他没多想就进行了处理,后来他才知道病人是艾滋病。

往往是这些细节,最能够促进医患之间的理解。病人转危为安的经历,也真正地让他感到作为院前急救医生的荣誉感。「因为我是第一个面对病人、处理病人、为病人服务的人,我解救他于危难当中。」

比较现在和从前的医患矛盾,杨旭认为很多事情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糟糕,大部分患者家属变得讲理了很多,而救护的成功率包括家属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。但新的问题在于,15年前很多人比较尊重急救医生,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请120是花了钱的,「花了钱所以理所应当」。

对于未来的期望,他小心翼翼地反复斟酌着措辞。「希望患者或患者家属对于院前急救,能够更加地理解,更加地……宽容?包容?好像都不太合适。」沉默一会儿后,他还是选择了「理解」。「我需要理解,我不是需要感谢,我就需要理解。」他说。

本文转自人物微信号,谨以感谢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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